我國江海遼闊,河流縱橫，上古先民很早就利用筏和獨木舟開始了水上原始活動.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運逐漸興盛,“舟楫為輿馬，巨海為夷庚”。 應“運”而生的海事管理，伴隨著水運興達，助推我國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政治、對外貿易和文化交往,發揮重大的促進作用，其中數千年的古代海事管理發展歷史進程中，唐代是海事管理發展的壹個重要時期。
形成獨立行政的專業管理系統
我國海事管理始於秦漕政，但興於唐。 自隋大運河開通，長江幹流貫通，南方經濟逐漸興盛，立都於北方各王朝所需的糧食全依賴於南方各地,至唐時“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什九”。 漕運直接關乎到唐各代政權的安危存亡，為政府與皇室的漕糧運輸，唐各代朝廷將漕運和海事管理提到壹定的高度，專設職官統理漕運和海事管理事務,設置的漕運和海事管理機構主要在沿海和長江下遊壹帶重要港口，設立了尚書省工部所屬的“水部”和獨立的“都水監”與中央派出的“水陸轉運使司”或“諸轉運使司”，水部下設職官計有336人，漕運的最高負責人為江淮轉運使，主管海事管理的是“都水監”。 從貞觀六年(632年)起，設“舟楫署”管理漕政和海事管理，後因不敷需要而廢罷，後設水陸發運使掌洛陽、長安間漕運和海事，又設江淮轉運使管理江南各道漕運和海事。 中唐以後，因漕運日重，常由宰臣兼轉運使等職。綱運制度形成後，則責成地方長官分負其責。 時朝廷設立的江淮轉運使、“都水監”的最高負責人常駐江蘇揚州，從開元三十壹年（733年）至天佑元年（904年），計有裴耀卿、劉晏、杜佑、韓晃、裴休等24人先後在此任職，統理全國漕運及海事管理事務。 期間，廣德元年（西元763年）升為江淮轉運使等職的劉晏，安史之亂後又設諸道轉運使，形成精幹的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的轉運專業管理系統，其中管理海事有“巡院”。 唐建立的專業海事機構是後各代不可比擬的。
這壹期間，因廣州、杭州、揚州等城市成為世界名城，阿拉伯數學家所撰寫的《地圖誌》，將我國的廣州、杭州列為世界第15、16座城市，揚州更是國內“富甲天下”的都會，其港口成為繁榮壹時的商埠與江海合壹的大型港口，來往的商船與外舶“萬商落日船交尾，壹市春風酒並壚”，於是類似市舶司的對外舶管理機構便應“港”而生，設立了外舶管理機構—市舶司，直至揚州港衰落。 之後，隨著進出沿海和長江下遊的外舶興起，類似揚州市舶司的對外舶管理機構日益健全，到宋杭州、明州、上海等十多處港口都有管理外舶機構之設。
文宗時，在長江流域設置了第壹個專職征收船稅的機構，即泗口（今江蘇清江市西南）稅場。 泗口古屬楚州，地處邢溝進入淮河的北岸，是南北大運河舟船往來的必經之地。唐代泗口稅場的設置，為後來各王朝在長江沿岸設立稅務場開了先例。
首次對海事管理法規立法的王朝
唐代，朝廷為維護運輸漕糧的舟船安全，在逐步建立專業的漕運和海事管理機構、設置各級職官的同時，突出的對漕運和海事管理進行立法，最具法律權威性的要數《唐律》。 據此制訂了海事管理法規和規章，《故唐律疏議》、《唐六典》和《水部式》中均有內河舟船航行法規、津渡設置與管理、河道水源管理法令規章若幹類。 這是我國歷史上將海事管理以法律形式頒布施行的第壹封建王朝。 在我國歷史上，是第壹個完整的海事管理法典。
公元617年，唐朝建都長安後，京師和北方所需糧食和鹽鐵等物資，仰賴江南各地供給，漕運成為北運的航線之壹。 朝廷為漕船航行安全，通過立法制訂了壹系列管理法規和規章，其中最具權威的法典當數由唐宰相房玄齡等制定的《唐律》，現見於的《故唐律疏議》 、《唐六典》和《唐會要》、《水部式》等，絕大部分出自於《唐律》。《唐律》中有關海事管理法規和規章內容，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首先，對船舶檢查和靠泊規定。 “茹船，謂茹塞船縫，瀉漏，謂瀉去漏水”，此要求船家行船前或航行中必須隨時對船只進行安全檢查，保證船體密不滲水。 如有滲水，應即時排除，避免中途沈船，造成海事，確保船只維持良好的適航狀態。 “安標宿止，調行船宿泊之所，須在浦島之內，仍即安標，使來者候望。”依此規定，船舶必須在港埠的浦洲碼頭岸邊靠泊過夜，不得在無人煙的荒岸處停泊宿止。 舟船停泊後，必須安設標誌，以資來往船只及旅客識別。
其次，對船舶航速的規定。 “舊制……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裏，江四十裏，余水四十五裏；空舟溯河四十裏，江五十裏，余水六十裏。順流之舟，即輕重同制：河日壹百五十裏，江壹百裏，余水七十裏。”此規定對船舶航速的要求輕重有別，順溯有異。 且在航行中駛於艱險之處，“其如破柱之類，不拘此限。若遇風，水淺不得行者，即於隨近官司中蝶檢印記，聽折半”。
再次，船舶相遇避讓規定。 “……行船之法各相加避。若瑞債之處，即訴上者避沿流之類，違者各答五十”。 是說船只和竹筏在航行途中，要相互避讓，在急流和險灘處如上下兩船會遇，上水船要主動避讓下水船。
第四，船舶限制超載規定。 《故唐律疏議·雜律》載文：“請應乘官船者，聽載衣糧二百斤，違限私載，苦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壹人，各笞五十；壹百斤及二人，各杖壹百。（若家人隨從者勿論）。每壹百斤及二人，各加壹等，罪止徒二年。”對於乘官船外出的人員，只能帶隨身衣糧物品至多200斤，超重違例，則根據情節輕重及超載數量，要受到笞、杖直至判徒刑二年的懲治。 而“監船官司知乘船人私載，受寄者與寄之者同罪，若是空船……不同此律。”此條律令特別是對政府官員和從軍征討的將士，尤為嚴厲，違犯者，最高可判處3年徒刑，對民間也起到警戒的作用，限制了船舶超載，無疑對船舶水上航行安全大有益處。
唐各代在河流津口都架橋設渡，以便通行，同時對大江大河上的渡口與渡船施行管理。 長江流域不能象黃河、渭河流域用舟船相連而搭起水上浮橋。 《唐六典》說：“其大律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定其差等。”尚書省工部所屬水部，指令長江流域各州縣設置10多座津渡，計有“薪州江津渡；荊州洪亭、松茲渡；江州馬頰、擅關渡，船各壹艘，船別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別四人。渡子並須近江白了便水者充”。
為策水上安全，朝廷對津渡加強管理，頒布了《津渡法》，“著兵防守”，據《唐律》載文：“其津濟之處，應造橋航及應置船筏而不造置，及擅移橋濟者，杖七十；停廢行人者，杖壹百”。 這是說凡指定的津渡處所，不造橋梁，不設渡船者，或未經允許擅自移動橋梁及渡口者，律主（即津令、津丞）要受到懲處，從而維護了渡運秩序。
海事管理呈細化趨勢
視水位實施分段航行。。始於秦時的漕運，是利用水道調運糧食（主要是公糧）的壹種專業運輸方式，其事關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成為封建王朝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 唐代的海事管理主要是保證漕船航行安全。 為保證漕運安全，開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命裴耀卿主漕政，其改“長運法”為轉般法，針對各段運遭水位漲落不壹、氣候變化各異的情況，使江淮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沿河設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倉以待。廣德元年(763)，劉晏主漕政，疏浚汴梁，並改革漕運法制：創綱運法，海船載米幹石，十船為綱，每綱300人，篙工50人，武官押運；以鹽利之壹部雇船夫運糧，不征用民工；於河沿每兩驛置防300人，以保漕船航行安全。
建造適應不同河系的船只。唐代改進了漕運方式，完善轉般法；據各航段水情分造運船，因地制宜，分段漕運，訓練漕卒，成效甚著，“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建立了適合各種水流特性的漕船，“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從而有效地保證了漕運安全。
實行對漕船航行丈量和檢查。依《唐律》規定，在從舟車販運的商人征收稅金中進行安全管理。武則天時，朝廷采納崔融建議，對乘坐舟車的旅行人員，亦征稅金。 至唐上元年間（公元760至761年），肅宗李亨為解決財政困難，下詔向通過運河中船閘的商人征稅，“江淮堰塘商旅牽船過處，準斛鬥納錢，謂之埭稅”。 朝廷在堰婊船閘設關建卡，令其航行於此的船只，在航行途中征稅檢查，丈量船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