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要學會在不違背集體利益指向的同時，實現自身價值。在紛爭面前不卑不亢，據理力爭，得應得之份，出應出之力。
人的行為除了要和自己的思想壹致外，更應該符合時局的要求。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夠正確的保護自己，發展自己。
曾國藩是清朝的重臣，由於所處的地位，他不可能跟普通人壹樣面對的只是日常的瑣屑小事，他每天要處理的政務，常常涉及到國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在和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曾國藩積累了自己的外交經驗。他提出“大事苦爭，小事放松”的主張，這就形成了他在處理問題上既有堅持抗爭的壹面，又有妥協退讓的另壹面。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國內的農民起義運動尚未鎮壓下去，清朝政府本著“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向洋人搖尾乞憐，“中外和好”的局面開始形成。曾國藩不想壹直受制於洋人，更不想見到自己國家的主權壹直受到侵害。
但如果要抵抗外國侵略者，以圖富國強兵，起碼要壹二十年的時間。但是任務艱巨，如果不采取積極措施，恐怕就沒有自立自強的日子了。為了爭取長時間的和平環境，在總結前面的經驗教訓之後，他特別強調維持和遵守不平等條約的重要性。他明確指出：“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壹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他想以合約的內容對洋人進行限制，為自己的發展爭取時間。不過他還是低估了西方列強的侵略本質。
在中國出錢購買外國船只，由英國人負責組織艦隊的問題上，曾國藩以為小事上的不予計較可以換來暫時的相安無事，以便自己抓緊時機變強些。
所以在1861年8月，曾國藩向朝廷上了壹個奏疏，要求購置外國船炮，用精銳武器裝備水師，並由清軍將領主辦此事。他特別提出：必須“操縱自如，指揮由我”。然而，代辦購置船炮事務的英國人李泰國妄圖以英國海軍大尉阿思本為艦隊司令，艦上全用英國人，陰謀使這支中國購買的艦隊成為外國人控制的侵華工具。曾國藩聞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認為這是賣國求榮。他明確提出；“洋人本有欺淩之心，而更授以可淩之勢；華人本身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他認為這種引狼入室的做法萬萬使不得。
曾國藩經過深思熟慮，本著堅持民族大義，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提出了妥善解決此事的兩條對策：上策是給洋兵發點工資，然後由阿思本帶回英國，並將李泰國革職，不準他再幹預中國事務。所花費的銀兩能追回最好，追不回也沒有什麽，保護主權最重要。下策是將這七艘船中撥幾艘給阿思本帶，可以用洋兵，其余的給蔡國樣統領用華兵。在曾國藩的堅決主張之下，李泰國失掉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肥缺，阿思本沒有成為清朝的水師提督，結果以曾國藩的勝利宣告結束。
在關於西方列強利用通商條約掠奪中國資財，擴大經濟侵略特權的問題上，曾國藩表現出了既在總體上“堅守條約”的壹面，又體現了他即使條約已定，在有關問題上也應“苦爭”和抗拒的壹面。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英、法、俄等國逼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通關條款，曾國藩對外國商品傾銷中國市場的危害性特別關註。他主張改變由大臣統轄諸多省，無暇顧及偏遠地區的情況，由地方官員進行監督。
對於洋人以條約為憑恣意妄為，如在中國建造鐵路、私運鹽米、傳教城鎮鄉村、殘害國人之事，曾國藩都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抗爭。他反復指出：“軍興以來，中國之民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長江通商，生計日蹩，小民困苦無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鹽，則商販之生路窮矣；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窮矣。”當他發現洋商違例私運鹽米等有違反條例規定的事情後，憤怒指責英國人，認為洋人袒護朝廷要緝拿的罪犯是違規行為，並強調此後凡於船只經過之處，“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後，令洋漢壹律嚴懲。”對於洋商無理提出的減輕落地稅，加收華商行商稅銀的要求，曾國藩立即照令對方“批駁不行”。隨後，洋商又慫恿公使對總理衙門施加種種壓力，企圖逼迫撤去落地稅，曾國藩壹針見血地指出：外國人這樣做的目的，乃是為了能“壟斷獨登”。因為唯利是圖是洋人的本性，他建議總理衙門洞察其好，善籌對策。
1867年，當外國侵略者借修約之機，提出在中國設電報、築鐵路等要求時，曾國藩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說：“至鐵路、輪船、行鹽、開棧等事，害我百姓生計，則當竭力相爭。”在處理對外問題上，曾國藩始終以壹個中國官吏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時刻為天下蒼生著想，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職責。如果洋人爭辯不休，要挾多端，他也要力爭。
曾國藩堅信，即使朝廷勉強答應了洋人的要求，億萬百姓也會悲憤到極點，從而有反叛之心，這不是官員可以抑制的。所以，為官者要為百姓請命，即使與洋人決裂也不要害怕。自己是以拯救蒼生為己任，並非有意挑起不和，上可對天，下可對心，心中無愧，無怨無悔。
由此可以想到只有在現實社會中、工作中據理力爭，才能保證集體的利益不受損害。與人交往時應懂得退讓寬容，該進則進，該退則退，明白個人與集體的聯系與影響，學習大局意識，提升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