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年前的中國經濟最繁榮、科技最先進，遙遙領先於世界。羅茲·墨菲在其《亞州史》中這樣描述：“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有由運河及通航河道形成的巨大水路交通網……期票、信用證以及官方大量發行的紙幣適應了商業的發展……東南沿海港口繁榮起來，出現了大量外國居民……確實是壹個充滿自信和創造力的時代。”當時，中國人已懂得用高科技換取原材料和資源，宋朝人把泥土燒成精美的瓷器，只用泥土就輕易換來大批金銀財寶。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在見到中國船後則忍不住感慨：“中國的商船是人們能夠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層桅桿，4層甲板，12張大帆，可以裝載1000多人。這些船不僅擁有精確得近乎奇跡般的航線圖，而且，它們還擁有幾何學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還有那些熟練運用天然磁石的人，通過它，他們可以找到通往陸上世界盡頭的路。”
英國著名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介紹了中國古代的發明和發現後說，“可以毫不費力地證明，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中國這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壹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的國度，從明末清初開始，從領先於西方變為遠遠落後於西方。
在近代科技方面，中國人創造力的表現開始令人失望。尤其是具有重大意義、對經濟發展全局產生影響的原始創新，我們不僅落後，而是差得很遠。直到20世紀，全世界100項廣泛地造福人類並已形成巨大產業的重大工程技術成就，如塑料、無線電報、廣播電臺、集成電路、計算機、互聯網、超音速客機、抗生素、人造衛星、核反應堆等重大發明，都100％是外國人的首創，沒有壹項是中國人首先創造或完成的。而由外國人首先完成的這些科技成就，已經成為今天人類社會文明的基礎和標誌。
新世紀伊始，中國工程院曾組織“20世紀我國重大工程技術成就”的推選活動，由近百名院士推選出的我國近100年中最重大的工程技術成就***計25項。排在第壹、第二位的是“兩彈壹星”、“漢字處理與印刷革命”，其余依次是石油、農作物增產、傳染病防治、電氣化與輕工紡織和采煤等。然而有關專家指出，將中國的重大工程技術成就與國際上的加以對比，除了“漢字處理與印刷革命”，其余的項目在世界範圍內都稱不上“原始性創新”。而且，這些項目我們至今仍不同程度地落後於發達國家。
多數學者認為，18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的主要條件，中國早在14世紀的明朝初年就已幾乎全部具備了。但是，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產生，而是產生在英國，於是中國迅速由領跑者變成了落伍者。為何在古代中國科技遙遙領先於其他文明?為何在現代中國不再領跑？為何中國人的創造力令人費解的仿佛壹夜之間消失了？這些謎團引發很多人尋找答案。
古代中國缺乏宜於科學進壹步成長的自然觀和價值觀。古代中國人崇尚“天人合壹”，堅信五行相克相生，其思維方式是循環的，很少有人去“推尋原理”。因而中國古代的許多科學理論，只有概念沒有分析，只有結論而沒有因果邏輯，只能形成零散、沒有系統理論的經驗知識，各門學科及各類知識之間的關聯性很差，因而也無法用數學演繹的方法，形成嚴謹的科學理論體系。
中國歷史上2000多年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的農耕文化，形成了中國極端實用的小農經濟價值觀，與之相應導致了古代中國科學的實用取向和價值觀。中國的四大發明是實用性的，天、農、醫、數四大學科所涉及的研究領域，也大都來源於實際需要，如天文學偏重於用天象去說明封建制度和編寫修訂歷法。中國人太講究實用，因此很多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夠用就行，以致於古代中國“有技術而無科學”。
科舉制度扼殺了中國人探索自然規律的興趣。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認為，古代的技術發明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技術進步依靠的是為數眾多的人的經驗和偶然的發現，此時人口數量是壹個關鍵因素；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主要依靠的是科學實驗，此時人口數量不是壹個關鍵因素。對於以經驗為基礎的技術發明而言，人口規模是技術發明率的主要決定因素。由於歷史上中國人多，使得中國能夠在技術發明上壹度領先於西方世界。
宋代以後科舉制度得到了進壹步的完善，“學而優則仕”，科舉制度提供的激勵使做官成了讀書人的第壹追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知識分子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不願意從事科學研究。而現代技術發明主要是從科學和實驗中得到的，中國由於知識分子熱衷於通過科舉做官，對科研缺乏興趣，長期都沒有實現從以經驗為基礎的發明方式轉換到基於科學實驗的創新上來，從而原始經驗科學不能上升為現代科學，使得中國的農業和工業技術長期徘徊不前，因而在現代落後於西方世界。
中國傳統文化到後來陷入創造力困境。創新精神是創造力的性格基礎，它是人對於未知事物總是有著強烈好奇心和將其解決的決心的壹種態度。美國心理學家戴維斯將創新的壹般人格特征概括為獨立性強、自信心強、敢於冒風險、具有好奇心、有理想有抱負、不輕聽他人意見、易於被復雜奇怪的事物所吸引、具有藝術上的審美觀、富有幽默感、興趣愛好既廣泛又單壹10個方面。西方倫理精神看重人的好奇心，鼓勵冒險。顯然，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而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培養創新意識、掌握創新方法的推動力。與西方倫理精神相反的是，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追求安逸、平穩、保守、內斂。
專家認為，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最明顯的特點是有壹種近乎於條件反射的懷疑習慣，似乎只能看到事物的不足之處。正是這些人以這種懷疑的態度看事物，使得他們能夠發現事物存在的不足，進而進行改革。與西方人“個體發展”的文化不同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求同”思維強調整體而忽視個人價值。因而中國長期以來都具有壓抑和忽略個人價值的傾向，所謂“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導致創新的觀點、活動不被人理解，更是鮮有人得到支持，很容易被孤立。這顯然影響了創造力的發展。
創造性或創造力是指能打破常規去產生出具有現實意義的東西的特性或能力。創造就是要在打破常規的基礎上產生出具有現實意義的方法、理論、產品、事物等。當這種改革成功後，壹種新的、更先進的技術就誕生了，社會也因此進步。而中國古代崇尚遵從傳統，循規蹈矩，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不能違背。創新這種求變革的行為顯然對於傳統的存在具有顛覆的意義，社會因而鄙視、拒絕創新，陷入長期停滯不前。
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大體上，創新能力最終源於人的創新活動。當企業家、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無法確信自己能享有自己的創新成果，或者缺乏適當的、明確而穩定的規則來保護自己的創新成果時，將很自然地失去創新的動力。這就需要壹種有利於資本等利益角逐、能為科技發展提供激勵機制、合乎社會變革目標的產權制度保障創新活動。這種產權制度在近代西方世界興起，發揮了促進科技進步的法律功能。有學者指出，由於缺少法治意義上限制專制官僚集權的法律機制，古代中國歷史上專制官僚集權淩駕於社會之上，從來沒有建立持續有效的私有產權制度和私法制度，創新成果被任意剝奪或扼殺。近代以來中國科技經濟的衰落顯然與其沒有建立有效產權制度尤其是知識產權制度有關。
因此，與其說中國人失掉了創造力，不如說傳統的制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培育創造力的土壤，扼殺了創造力的產生。為了喚醒中國人塵封的創造力，我們應該大力培育崇尚科學和創造的社會文化氛圍，同時建立能提供有效激勵的科學技術制度安排，以及形成能保護企業家利潤動機的機制和規則，讓中國人的創造力重新迸發。